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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巴黎300多公里的68省，阿英的任务就是带三位分别是2岁、6岁和12岁的孩子。一个月后，她拿到手的只有800欧元。“他们说我没有经验，又说我不会做菜，就扣了我100欧元。”做了六个月保姆后，尽管离12万债务的目标还很遥远，阿英还是辞去了这份让她受到羞辱无法忍受的工作。
一切都离阿英在中国时所能想象到的法国生活太遥远。
与大多在巴黎的中国性工作者一样，先经历了在华人家庭或者工厂中魔鬼般的不公平待遇后，在债务，房租，伙食，精神的各种压力中，她们最终加入站街女的行列。
地下的工作
没有身份而不敢去报警，越来越成为被人利用的无可弥补的缺陷。“现在的坏人越来越多。”阿英指的是那些占了便宜而不给钱，还使用暴力的客人。“有的时候我看客人有点不对，就会叫上一位姐妹一起下去。否则在下面，叫也没人听得到，被人打死都不知道。”
下面，指的就是这些巴黎“荷花人”的工作地点。
在繁华的唐人街一家超市对面，阿英乘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粗加工的灰色水泥墙面和几扇门上，用暴露的法文写着“婊子”等不堪字样。再拐到通道的尽头，那里有一溜两排的小储存间。阿英推开一扇门。空间内没有光源，浓重的精液气味从黑乎乎的空间散发过来。阿英打开手机上的灯源，灯光打在那张把储存间塞得满满的单人床垫上，没有床单，污秽不堪。屋里没有窗户，床垫边的一张铁制椅子下堆满了用过的卫生纸。“这种地方，最多待上半个小时，”重新钻出地面后，阿英松了一口气说。
因为居留证问题，在巴黎短短的三年时间内，阿英被警察带走不下30次。2010年8月，阿英递交了她的首次难民身份申请。受益于她的难民申请者身份，在移民局给出最终结果之前，阿英得以每次被释放。在连续拿了6次短期居留后，想通过难民申请取得合法居留的门已经彻底被关上。也就是说，阿英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在法国合法地生活下去了，除了结婚。
阿英也有一位法国男友，那是她曾经的客人。“我那老头，他不愿意结婚。我这辈子过得不好，现在就是想赚钱。我不是被强迫的，我是自愿的。”
现在，阿英买了电脑，唯一目的就是每周上几次网，通过视频看看在江西老家的儿子以及孙子。“孩子赚钱生活那么难，作为母亲，总是要帮助孩子吧”，阿英解释她的赚钱动机。
对于未来，阿英说没有任何计划。“被抓到，就回去吧，还能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