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记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后：被眼前景象惊呆了

　　在大学里，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答案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已经烙在学生的脑子里。尽管实践中你也会察觉到或者会利用那种模棱两可、不置可否的答案，但在纯粹的理性层面却并没有给它们留下多大的空间。

　身为一个好辩的印度人（那是一个视异见为常态的国家），中国人这种被强加的、整齐划一的思想和态度，是违背我本性的。因此，尽管印度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某些时候我会坚称自己宁愿做一个印度人，也不愿意忍受中国精神生活的压抑、单调。

　然而，当我回到德里呆上几天，立刻又开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驾驶公共汽车，而且不会有一群性饥渴的年轻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声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马路上，这种场面几乎随时可以碰到。
　　但在同一天，稍后我打开电视，看见印度国会正在举行一次会议，尽管内容未必是最吸引人的，但在一双习惯了中国的眼睛看来，却比平日好看。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样如此。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后殖民国家中之所以近乎独一无二，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在一个因一种理念而非地理、语言或者民族结合在一起的国家里，这种制度得来不易。这种理念甚至赞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仅可以，而且欢迎同时拥有多种或者一种身份。
　　因此，我是一个德里人，也是一个说英语的人，一半婆罗门人血统一半泰米尔人血统，受的是印度教的熏陶，一个后天选择的无神论者，一个天生的穆斯林。但把这些多样性串在一起的，是最强有力又最难以归类的一个身份：我是一个印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