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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中苏边界珍宝岛地区连续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不到一个月，中共“九大”于4月1日在北京召开。中苏关系史专家李丹慧在《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中提醒人们：“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 即已说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边界冲突事件, 而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所谓“重要历史背景”大而言之，就是中国正处“文革”高潮，与苏联矛盾越来越尖锐、激烈。具体而言，就是中国此时派性斗争严重、几成“全面内战”，在这时要召开以“团结”为主旨的“九大”。要在这种“大”、“小”背景下，考察“九大”的召开与不到一个月前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的内在联系。
一
“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其基本设想是经过“斗、批、改”三个阶段，实现“理想社会”。具体方法是由他一贯宣扬、提倡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思维方式的特点之一，是在运动初期强调发动、放手、矫枉必须过正……所以，在“文革”的正式文件中，一再要求、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实际上，在毛泽东的曲纵下，武斗频发，迅速升级。“文革”初期改组后担任北京“新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说，“八一八”毛主市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北京市委并不清楚”，“‘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但是：“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然而：“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1967年至1968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