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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共产党因为其建党建国的特殊历史，没有出现过“家长制”、缺乏党内民主乃至党代会召集随意等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较早就形成了一种在最高层互相制衡的集体领导体制。其高层权力的构成也有更明晰的规律和制度可寻。
特殊历史造就的“越南例外”
拥戴“弱势总书记”在越共而言早已是不成文的惯例。
精通越南语、长期研究越南政治法律问题的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越南法律研究所所长吴远富对十一大投入了大量精力观察，“越南媒体公开报道了政治局委员得票排名，张晋创、冯光清、阮晋勇得票位居前三，阮富仲得票第八，却当上了总书记，这说明总书记的产生并不完全由中央委员会的选票决定。”
吴远富认为，此次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独立意志增强，不完全受政治局摆布。据他了解，大会开幕前，政治局提名阮伯清（岘港市委书记）、阮善仁（副总理）、阮氏金银（劳动荣军社会部长）三人进入政治局，代替将退休的几名老委员，但提议被中央委员会否决。
越共高层原本想将政治局人数从14人扩大到17人，也被中央委员会否决，还是保持了原有规模。
党代会的作用此次更显得实化，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名新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有十位部长候选人最终没有当选，包括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家谦、计划投资部长武宏福、交通运输部长胡义勇、内务部长陈文俊等，这些人落选，有年龄因素，也有因社会评价较差，被党代表投下反对票。失去中央委员资格的部长将在今年5月召开的国会会议上被改选。
共产党国家很容易形成一个早期共有的特征，即因为战争原因，凭借着资历、军功、人事运作，总书记（或党主席）能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从而凌驾于中央委员会，若再借助残酷的清洗整肃，还可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出现万马齐喑、疯狂个人崇拜的景象。一旦出现政教合一型的“超人领袖”，则党纪章程被彻底破坏，党代会召开与否或何时召开完全凭其个人意愿。
越共历史上不乏权争派斗，但表现形式总体较为温和，既未有过急风暴雨的大整肃，也没出现过“超人领袖”，即使“胡志明伯伯”亦是如此。相比而言，越共的意识形态一向也不是特别激进。
“越共例外”既非越共比较成熟，它的民族主义特性强过马列属性，亦非越南人性格温和，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复杂的历史机缘巧合。
从越共精神领袖胡志明在越共历史地位的形成即可见一斑：早年，胡志明在法国轮船上打工，得以游历欧洲，后在法国参加共产党，接下来，胡奉莫斯科之命回国整合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那三个在共产国际前互相攻讦争正统的共产党，1930年胡在香港将它们合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名义上是越老柬三国共产党，实际由越共主导，“印支共”便是越共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