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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是二战后美国在亚洲通过军事手段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具体尝试,也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与政策策略的实战演练。对美国而言,这是历史上首次没有决出胜负的战争。从战争爆发之初的迅速介入,到将战争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其一系列决策都伴随着战略上的误判。对于中国是否出兵参战的误判,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诸多决策的一个突出表现。而中国的出兵参战,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战争的最终走向。美国的这一决策既有其历史根源,也受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内政外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关于战争性质判断上的失误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此后的几天里,美国政府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对战争的性质进行判断,并认定:朝鲜战争是由苏联发动、支持和怂恿的,是国际共产主义声东击西的战术,目的是要把西方的力量牵制在远东,然后在西欧发动总攻。基于这个判断,杜鲁门政府迅速作出了全面干涉朝鲜战争的决定。
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图为1950年7月美军第24师一部到达朝鲜大田火车站。图片来源《解读抗美援朝战争》
美国的这一判断是其冷战思维的直接产物。二战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苏对抗日益加剧。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之后,美国政府认为,伴随着苏联及共产主义阵营的不断壮大,全球性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加剧。1949年8月苏联完成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此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随后成立的中苏同盟,迫使杜鲁门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美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能力进行研究,这个研究的产物就是著名的NSC68号文件。这份文件奠定了美国在冷战中对抗苏联的整体战略,是美国对自身的国家安全政策作出的全面调整。该文件出台后,美国的决策层中弥漫着强烈的危机气氛。同时,美国情报部门声称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能力。这使得美国决策者在获悉朝鲜战争爆发后,几乎立刻断定朝鲜方面的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如果不给予坚决的武力反击,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这一战略判断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决策层的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二战后,美国固有的意识形态上的自信被军事上的胜利迅速放大,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自由、人权是美国的责任。而朝鲜战争中美国决策层的核心成员杜鲁门、艾奇逊、布雷德利、马歇尔几乎都对苏联阵营和冷战形势已经有了一个“敌人意象”的预判。他们认为苏联受到一种狂热信仰的蛊惑,这种信仰与美国秉持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驰,热衷于侵略和征服,没有人性,不真诚,不可信,能做出极端残暴的事情。而且这种“敌意升级”在面临反对意见时,往往以对方不了解敌人的险恶本性为由驳回,使错误本身难以得到纠正,最终使得美国产生了一种脸谱化对手、神圣化自我的倾向,从而难以做到“知己知彼”,这也是美国决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