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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1月，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正式访华，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从而结束了长达13年之久的两国关系对立状态。应该说，为达到这一目标，双方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其中两国领导人于1990年9月在成都举行的秘密会晤，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两国关系的转折点，不仅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而且继续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
政权更迭，中越关系出现一丝曙光
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当时的领导人黎笋等人没有及时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是彻底背离了胡志明的路线，对内在南方强制推行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外依仗苏联的支持，大肆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妄图拼凑“印支联邦”。在这一错误路线指引下，越南一面公开反华，一面加紧对老挝的控制，直至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越南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际处境空前孤立。
1990年9月3日，江泽民、李鹏在成都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右三）、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右二）、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右一）在一起交谈
1986年7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病逝。同年12月，阮文灵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是越共南方局领导成员，曾多次秘密访华，对中国态度诚恳友好，深得毛主席、周总理的赏识，认为他是越南很有希望的接班人。但抗美战争结束后，阮文灵不赞成当时领导人错误的内外政策，曾一再遭到排挤。阮文灵出任总书记后，急于纠正前任的一整套错误做法，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口号。他认为，对越南来说，当时最为急迫的两件事就是要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但是，由前任总书记的亲信、越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阮基石把持的外交部，继续按照黎笋的一套思维行事，千方百计干扰和阻挠阮文灵的战略部署。而阮文灵作为新上台的领导人，在中央决策层中尚无深厚根基，他的一些设想也尚未得到更多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是极为棘手和头痛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凯山访华
三次求见邓小平一吐天机
1989年10月，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访华。我当时作为外交部亚洲司印支处处长，参加了接待工作。按照中央批准的接待计划，将由李鹏总理主持会谈和宴会，江泽民总书记会见和举行便宴。但老挝方面恳切希望邓小平同志能会见凯山。中方表示，邓小平年事已高，已不再会见任何外宾，请予谅解。尽管如此，凯山仍坚持要求见邓小平，我记得先后提了三次。在这种情况下，经反复研究、协调，最后商定请邓小平礼节性简短会见。因此，外交部也没有准备详细的谈话参考要点。没想到，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谈话，而且谈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凯山诚恳承认，过去十多年来老挝同中国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是受了“外部的影响”，此次访华将标志着两党、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同时，凯山还转达了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还说阮文灵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华。邓小平也请凯山转达他对阮文灵的问候，并说：“我早就认识阮文灵同志，我知道他思维灵活，很有理智，工作很能干，胡志明主席很器重他。我希望他当机立断，把柬埔寨问题一刀斩断。现在我年龄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邓小平特别强调，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他请凯山将这些意见转告阮文灵。此外，邓小平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阮基石这个人爱搞小动作。”当时，我在现场作记录，感到这句话虽像是顺口说的，份量却很重。我的理解是，这句话是要告诉阮文灵，中国对阮基石已丧失信心，无论是解决柬埔寨问题，还是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都不能指望和依靠阮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