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大使曝猛料：中蒙关系真实内幕彻底泄了

　1960年夏天，对于当时年仅17岁的黄家骙来说，是他一生的分水岭。在那年高考之前，他本打算当一个粤剧演员，但最终却鬼使神差地成了一名北大的蒙古语专业学生，结果“一辈子就为（蒙古的）这200多万人服务”了。
　　
　　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有无数叱咤风云的身影，从建国陈毅，到现今活跃于媒体前的吴建民、李肇星。但黄家骙只是在北部边境一个“被遗忘的国度”里，默默工作了20年，从基层科员做起，带着蒙古总统授予的“北极星勋章”退休的驻蒙大使。
　　
　　按照黄家骙的说法，他经历了中蒙关系史上最糟糕的阶段，也得以迎来当下最“黄金”的时期。2009年2月底，黄家骙回忆录《五进蒙古》在内蒙古自治区举行了首发式。这本记载大量亲历和秘闻的书，为那个神秘国度揭开了一角。

　1973年2月，黄家骙赴中国驻蒙古工作。在中蒙关系漫长的低潮期里，驻蒙使馆的生活就像“坐冷板凳”。
　　
　　蒙古报刊杂志上每天有上百篇攻击辱骂中国的文章。如果有大型集会，蒙方按惯例会邀请各国外交官出席，但会上常常指名道姓批评中国，驻蒙大使退席抗议如家常 便饭。1966年蒙古和前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后，大批苏军进驻蒙古，中国使馆只要有人出门，就有克格勃盯着，人到哪儿，克格勃的车就跟到哪儿。
　　
　　曾经的“阶级弟兄”，走向不同的意识形态
　　
　　蒙古公民拥有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因而骚乱发生的频率比过去高了很多。1994年4月，人民对人革党政府政策不当、官员腐败和经济滑坡表示不满，再次走上街头游行，一些人在苏赫巴托广场支起了蒙古包“安营扎寨”，绝食以示抗议。
　“对中国排挤、鄙视的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
　　
　　据黄家骙介绍，蒙古对中国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意见比较大”。中国产的酒“曾经喝死过人”，虽然这事黄觉得“没有证据”。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中国来的淘金者产生的汞，污染了蒙古的牧场，而这其中还有滞留不归的非法劳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