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浏览：200
杨、刘二人入军机处值班不过十数天，竟被视作“康党”而惨遭杀身之祸，当时之人，皆视作奇冤。张之洞曾急电京中，欲营救杨锐，其电文称：“杨叔峤者，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刘光第死后，查抄其家，曾搜得弹劾康有为之奏疏一份，尚未完稿。尤使人叹息者，杨、刘二人被捕前不久，均曾动过辞官退隐的念头，杨锐的理由是与“康党”无法共事——“同列又甚不易处，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兄拟加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便即抽身而退。”刘光第的理由是担忧自己“终以憨直贾祸”，欲再被光绪当面召见一次，痛陈“新政措理失宜”之处后，即辞官归家。
林旭、康广仁曾竭力摆脱“康党”身份
时人对林旭的评价是“年少轻躁”，其任职军机章京时，年仅二十四岁。观林氏对康有为之看法，多受外界环境之影响，并无定见。1897年11月，林氏致书李宣龚，谈及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称“康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谓“是非”，大约是此时政、学两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齿康氏之学术与政治理念；林氏乃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婿，以世家子弟之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自不愿与名声不佳之“康党”扯上关系。但到了1898年5月，康氏已得光绪之青睐，林氏在为康氏之《春秋董氏学》作跋时，已不忌讳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绎江都春秋之学，而授旭读之”，显系明言自己做了康有为的学生。
林氏之进入军机处，按康党的说法，是光绪看中了他“康有为弟子”的身份。但1898年6月，林氏被荣禄招入幕府，或许才是光绪选中他的真正缘故——光绪选拔军机四章京必有平衡满汉新旧之考虑：若以杨锐、刘光第代表张之洞汉臣一系之势力；林旭代表荣禄满臣一系之势力；唯谭嗣同充当康有为在军机处之代言人，当属最佳解释。据时人披露，林氏当值期间，“欲尽斥耄老诸大臣”，“凡建一策，僚辈不能决者，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可见其冒进与积极。此种冒进，曾引发荣禄之担忧，恐其招祸，故致信林氏，劝其在新政事务上，“虚怀下问”，多与枢庭老臣商议，不应该“遇事纷更”。但林氏既深受康有为影响，康党之目标，乃开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现有各级权力部门，“遇事纷更”乃康党之既定方针，林氏自难以接受荣禄之劝诫。但当京城空气已空前紧张时，林氏曾深夜前往郑孝胥之处问计，据郑孝胥日记记载，林氏与他谈论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此言虽是林氏被捕前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自我安慰式的乐观预判，但也反映出林氏与康党之间存在一定的疏离。另据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此外，据《异辞录》记载，林氏在被捕前一天，还曾求告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