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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四点，“万一失败，本来实力就不足的蜀军损失太大”。我认为，这实在是一个荒谬至极的理由。试问古今中外，哪儿有用兵打仗不带有一点儿冒险性呢？袁、曹官渡决战时，曹操置自己的大营于不顾，率轻骑火烧袁绍重兵驻守的乌巢粮仓，完全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以来邓艾偷渡阴平，比魏延的计划还要冒险百倍，结果不但胜利了，并且一仗就灭亡了蜀汉政权。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蜀汉国小力薄，无论军力、财力、人力均远不如曹魏，以弱蜀同强魏打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阵地战绝非上策。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应该攻敌不备，出奇制胜，一举攻克长安，予敌以重创。以弱抗强，不出奇兵，靠稳扎稳打而取胜，古今中外无有一例。
其实，军事谋略讲究的是奇正相合，诸葛亮用兵只见其正而不见其奇。诸葛亮自认为“安从坦道”，即可“平取陇右”，所谓“平取”，其实乃“稳取”之意。但恰恰是这“稳取”使诸葛亮丧失了用奇取胜的战机，形成了弱蜀与强魏在陇右对峙打阵地战，中了曹魏的“致人”之术。实际上“平取陇右”乃舍敌咽喉而取其无关痛痒之处，且一击不胜反而打草惊蛇。等到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时，曹魏在陈仓、关中等地已有重兵据守，关中遂不可再图，魏延之谋再不可行。这就无怪乎魏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笔者每阅三国史至此，不免掩卷而感慨。我以为所谓“魏延之策乃冒险，一旦失利，蜀军损失太大，恐十万蜀军弃之死地，只轮不返”云云，参阅陈玉屏：《论诸葛亮的将略》，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完全是违反基本军事常识的奇谈怪论。因为即便魏延在子午谷中了埋伏，也不过损失数千人而已，而孔明攻祁山，失街亭，大败于张郃，所丧之师又何止万人！
第三，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似乎已经内定魏延日后将抗命为“叛逆”。诸葛亮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无明文记载。以余度之，其因有三。其一，诸葛亮一生用兵过于谨慎，其原因是实战经验不足，故陈寿评价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魏延用兵一向主张出奇制胜，诸葛亮最大的顾虑，在于如果将军事指挥权交给魏延，魏延就会违背他既定的军事路线，而按自己的作战方略行事，这是诸葛亮不能容忍的。其二，诸葛亮在选择官员、使用人才上，以“奉职循理”作为标准，请看那篇著名的《前出师表》，再分析他所称颂、推荐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费祎、董允、蒋琬、姜维、向宠等人，无一不是循规蹈矩，符合“循吏”标准的人物。而魏延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见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将，他以韩信自诩，认为诸葛亮胆怯，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揽朝中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同上。，连后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