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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凭天才谋略家陈平的奇计才得以逃脱七日之围。(《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史记·匈奴列传》)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过后,高祖采纳刘敬之策,开启了一种“孙子”式的外交防御,一种在中国历史性羸弱时期里作为大战略的“绥靖”政策,它对华夏民族和汉帝国来说是低成本的,但对皇帝私家而言却非如此:
高祖曰“善”的刘敬之策,一是和亲:“以长公主(高祖吕后女鲁元公主)妻之(指冒顿),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单于正妻),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二是朝贡:“(匈奴)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汉多余而匈奴少有的财货)数问遗(多次抚问赠送),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所期望的战略/外交效果是或主要是和平,“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这就是“精致迂回”、“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或可曰军事实力劣势规定的“孙子”式外交,同时也是“国家理由”指导下的忍辱负重的战略现实主义。起始贯彻之中仅因吕后的亲情而打了个“兵不厌诈”性质的折扣:“吕后日夜泣……上(高祖)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公元前198年,高祖“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朝贡和平时代由此开始,“冒顿乃少(稍)止。”(《史记·匈奴列传》)
朝贡与征战的交替反复
几乎从一开始,直至汉帝国到武帝在位中期发起大反攻,朝贡和平始终是一种脆弱的和平,间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甚至有限战争,因为匈奴的文化习俗、游牧生存条件和军事强势地位必然导致它间或大举入侵和劫掠。然而,对汉帝国和农耕华夏这样的大规模武力侵害仍待朝贡和平开启过后约20年,此前它仅经历了随高祖去世而来的一项潜在危机:在“汉初定,故匈奴以骄”的大背景下,冒顿依据与汉设定的“昆弟”关系而遣书吕后,“妄言”要将匈奴“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收继婚”习俗应用于这位高祖遗孀、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