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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笔者对此进行过粗浅探讨，发现这位被后人普遍认为的“荒唐皇帝”，有时并不荒唐，他确实也干过不少值得一书的事情。
其一，武宗虽然不入大内，但是仍时常上朝听政，批答奏章，决定国家重大事件。不愿上朝时，就通过司礼监传达自己的圣旨，命内阁执行。即使他远在宣府的时候，虽说大臣不许前来，但还是特别强调，奏章要一件不少地送到宣府。所以说，武宗虽是荒唐，但在大事上一点也不糊涂。
其二，武宗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大败蒙古王子，且多次赈灾免赋，这些都是正德年间大事。而且，他在位时臣下仍有不少贤才，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位帝王治下总体上仍有可称道之处。特别是正德十二年，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蒙古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而被俘，不可同日而语。此后蒙古军长时间内不敢犯边，便是这次战斗成果的直接证明。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自部署，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应州之役，也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既然朱厚照并非一无是处，何以史书与后人对他是一片诋毁声?这恐怕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体会了。
一是后朝史官有意贬低或污蔑前朝。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武宗的接班人、继位为帝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以藩王入大统的堂弟明世宗。世宗历来对前朝的武宗既没好感，更没直接的血统关系。在此前提下，后朝贬抑前朝以凸显继位天子之圣明，实是理之当然。因此，明世宗在《明实录》的编撰中令史臣多录其恶，丝毫不“为尊者讳”，甚或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把“八虎”及江彬等鱼肉乡里之行径，一古脑都写在武宗账上，使得武宗皇帝之荒唐天下人皆知，不仅不是存在可能，反而可能性极大。
二是我们从不同史料发生矛盾处，也能看出些许端倪。按说，史料应当如实记载历史，公正评价人物，但毕竟史官拿的是当朝俸禄，不得不看最高统治者眼色行事，否则不说饭碗不保，连性命都可能不存。于是，不同时期的记载、不同史官的记录，就可能出现不一样的评价。如，《武宗实录》正德十四年载，刑部主事汪金上疏谏武宗饮酒过量，疏后附有史臣的一段话：“上嗜饮，常以杯杓自随，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权乱政，又常预备瓶罂，当其既醉而醒，又每以进。或未温，也辄冷饮之，终日酣酗，其颠倒迷乱，实以此故。”这简直是一副酒徒、醉汉的嘴脸。但同是《明实录》，讲到不久后武宗巡视西北边，沿途行军时的情景说：“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数千里，上乘马，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厄，有司具辇以随，也不御。阉寺从者多病惫弗支，而上不以为劳也。”既然是终日受到群小摆布、只知沉湎于酒的愚人，怎么又成了一个孔武有力、冲锋陷阵的英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