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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之死在废后过程中没有发挥作用
唐高宗采取确实步骤推动皇后废立的时候，在申诉理由的时候，从来没有一句谈及皇后杀死公主的事情。
唐高宗推动废立皇后，是从说服太尉长孙无忌开始的，姿态低就，首先造访长孙无忌家。《资治通鉴》的记载是高宗“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高宗给长孙无忌的好处是为了换取长孙无忌的同意，而具体申诉的理由是“皇后无子”。《通鉴》置此段文字于永徽五年（654）年底，说明具体月份并不清晰。
随后，到了永徽六年的六月，唐高宗继续推动废后，连续两天召开最高级会议，大臣中只有长孙无忌、褚遂良和于志宁参加。李勣也被通知与会，但是他借口身体欠安并没有参加会议。根据《通鉴》的记录，唐高宗开宗明义，对长孙无忌等人说：“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旧唐书·褚遂良传》的记录略有增加，高宗说：“莫大之罪，绝嗣为甚。皇后无胤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唐高宗申诉的基点依旧是皇后无子，即使强调这是“莫大之罪”，也没有改变申诉基本点。
以褚遂良为代表的大臣反对废王立武，首先是王皇后无过错，其次是太宗皇帝的生前意志。看来，他们并不同意皇后无子是莫大之罪的说法。第二天再讨论，褚遂良强调的重点是武则天不合适。褚遂良一派大臣，认为王皇后无过错，当然没有提及皇后杀小公主的问题，而高宗也没有利用小公主之死来要求废皇后。雷家骥先生比较仔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所谓皇后杀公主之事，虽然一方面皇后“无以自解”，但另一方面，别人也应无确证证明她是否谋杀。“今上为何不以皇后杀死小公主或厌胜为由？遂良为何径谓‘皇后未有衍过’？可见这两件事仅是宫廷中的风波，王皇后起码尚未被坐实此二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