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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说，母亲身上几乎具备了东方女性所有的传统美德。不论以什么身份出现，她总是力求做到最好。在她为国家元首夫人时，她默默地尽心辅助和照顾父亲;在风暴袭来时，她勇敢地站在父亲前面，承受着狂涛般的侮辱诽谤，无怨无悔;在经历12年单人牢房囚禁、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时，她从不动摇对父亲、对人民的信任;在晚年，在几乎已经不属于她的时代，她仍然以病弱之躯为中国贫困母亲们奔走呼吁……“作为母亲，她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但却很有原则，从不放松要求。在我年纪尚小还不能当兵的时候，每到假期里，母亲就会让父亲叫我去和哨兵一起站岗，学习解放军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
刘源记得，1982年自己大学毕业临近时，正值而立之年，在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大起大落的境遇中度过的他，开始认真地思考毕业后去向，实际也是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当时是母亲给予自己以极大的理解与支持。
学校表示可以照顾他留在北京，教授们也愿意收他为研究生继续深造，出国留学也不成问题，给领导同志当秘书也是触手可及的事。刘源却都婉言谢绝了，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他想得更多的，是黄土地上的人们，是仍然贫困的农民。
母亲感到了儿子的不安，在他终于道出全部原委之后，王光美表现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静，极力支持刘源实现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领导，为他能出北京到农村而“说情”。王光美从不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讲什么话，而对走这一次罕见的“后门”是无悔的。
父亲的教导犹在耳畔，白坊村农民的贫困生活和动人心魄的送别情景历历在目。他下决心兑现诺言，重返农村，到中国的最基层去，向农民还情还愿，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事情。
最后，他主动要求到河南农村工作，他要到父亲曾经战斗、蒙难过的地方去，在父亲身边工作，他会更有力量。作为儿子，他也希望以此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刘源在后来给中学老师的一封信中，这样叙述着他当时的动机和想法：“在大学的4年里，我经历了所谓‘个人命运’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最黑的’变为‘中国头号高干子弟’(都是别人的话)，而我的精神上也经历了一段极为剧烈的痛苦时期。我冲出逆境之时，才发现在我和周围人们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我曾努力去推倒这墙，可是自己的力量那么微小、单薄，过去许多事情上也失去了群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曾努力去做，证明我同大家没什么两样，是个极普通的人，但枉然。……经过近1年的思索，我明白了，我不能强求任何人理解我，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人民的信任，以几年、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来拆除那道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