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不怕丢官的改革先锋

　　1981年2月10日晚，项南在全省电话会议上强力推行包产到户，一地委书记尖锐提问：“过去第一书记廖志高说不能搞包产到户，现在又说要大力推广包产到户，我们到底是听第一书记的，还是听常务书记的?”

　　环境有些惨淡，项南和任仲夷，这两位地方大员时常保持热线联系，互通观点。在指责之声甚嚣尘上之时，项南针锋相对：“旧中国的租界，是主权在他人，特区是主权在我，怎么能和旧租界相提并论?”

　　有关政策要“收”的说法延续到了1984年，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5个年头。刚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难点在于企业缺乏活力，毫无自主权可言。当年2月7日，邓小平在厦门视察时对项南说：“我们的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给予明确的支持。一向超前的项南建议：厦门特区可以变成“自由港”，“货物自由进出;人员自由往来;货币自由兑换”。小平思考片刻说：“前两条还可以，后一条不容易。”

　　这年3月，福建的一些厂长经理们给项南写了一封信。第二天，这封项南亲自拟好标题的呼吁信发表在《福建日报》的头版头条，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人民日报》全文予以转载，福建给企业“放权”的影响迅速波及全国。当年5月，项南在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说，应该让“包”字进城。

　　之前项南就曾公开表示，“我们从开放到现在，因为放权出了乱子的事情，在福建还找不到一个;可是由于不放权，影响改革开放进展的事情可以找出不少。”这些话，在一些人听来，并不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