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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似乎不难解决,如前所述,他是燕大的创办者,之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最后又在美国度过余生。但解决第二个问题却并非易事。黄宗江先生还健在时,记得有一次我采访老人,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小子胆子够大的,敢写司徒雷登,这可是毛主席否定过的。尽管是玩笑话,但也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于此课题存在的疑虑。
悲剧的替罪羊
有必要回顾一下司徒雷登的思想渊源,才可以了解他何以能够将这些冲突一一化解,并且使之成为燕京大学发展的有利条件。
司徒雷登出身于教育世家,在他之前,他的家族就已经先后独自或参与创办过五所学校,出了五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女子学校校长,这可以说是司徒雷登选择从事教育的渊源所在,同时也让他较早地熟谙教育的基本规律。同时,司徒雷登的家族具有浓厚的宗教传统,从司徒雷登的曾祖父算起,司徒家族五代人中,共有十三位长老会的传教士,其中不乏南长老会的重要成员,这样的传教士家庭,即使在传教活动一度十分盛行的美国也不多见。不过,出生于中国并在这里长大的司徒雷登在懂事之后,并不喜欢传教士的生活。同许多传教士家庭一样,司徒雷登接受的是基督教教育,祈祷是家庭中每日必不可少的功课。但是当司徒雷登跟随父亲上街布道时,他看到围观的老百姓只是对他们的衣着和外表感兴趣,这让他对父亲传教效果的评价大打折扣。十一岁之后,司徒雷登和弟弟被父母送回美国接受教育,而父母则回到中国继续传教。由于是传教士的儿子,在其他小伙伴无拘无束享受周日生活乐趣的时候,司徒雷登和弟弟却不得不步行几里路到城市另一头的教堂去做礼拜。尤其难以容忍的是,他和弟弟被告知禁止跳舞和去戏院看戏,这一切让司徒雷登对传教士生活感到厌倦和鄙视。
不过,在经历了犹疑与彷徨之后,成年的司徒雷登最终还是踏上了传教士之路。在司徒雷登来华传教的那段时期,美国教会中“现代主义”传教方式逐渐占据了上风,日益重视社会福音和对知识分子的传教工作,注重面向整个中国社会。同时,司徒雷登从父亲一生辛苦传教却无所作为的结局中看到了狭隘的老一辈传教士的不足,他认识到“基督教不是永不进步的,每一时代应当有一个时代的解释”,之后倾向于“现代主义”的他形成了笃信基督教义的世界观和崇尚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在他看来,人们信仰基督教是为了获得人生的真谛,是为了使现世生活更有意义,因此传教士和教会学校的任务不是熟读经书、背诵教义或者遵守教条,而是使人获得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精神力量。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底色,使得司徒雷登在执掌燕京大学的岁月里面对一系列冲突时,毫不犹豫地实施了使燕大“中国化”、积极向中国政府注册等一系列措施,也才使得燕京大学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获得了极为迅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