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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忙碌之余,朱瞻基还殚精竭虑地亲自写了一篇《东征记》(按:从北京至山东乐安本为向南而来,不知这位皇帝是否一直掉向),详细记述了朱高煦的种种罪孽和朝廷“不得已发兵”的原委,于九月二十二日让群臣传阅。
朱瞻基做了这么多,究其根本,应该是不让人们对他劳师动众进行的这次亲征有任何质疑,同时也是进一步坐实朱高煦的反叛罪名,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如此,罪名定了,同逆也杀了,就容不得朱高煦再做任何辩解,也不会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了。
然而,只有朱瞻基自己清楚,他这样给未曾夺过一城一池、未曾杀过朝廷一官一卒的亲叔王硬性定罪,并大动干戈地跑到乐安将其缚来,内心是不是亏。在崇尚尊长和孝道的封建社会,作为一国之君,如此对待为江山立下过盖世之功的自己的亲叔父,如果没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充分理由,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但他为了削藩,剪除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皇位的异己势力,还是一意孤行地这样做了。既然做了,就只能做到底,做到不容质疑。
或许正因为朱瞻基内心存在着一些难以言说的矛盾,在他主动宣示自己亲征叔王行为的正义性和正确性的同时,却不愿意别人更多地搅和进来。因此,当他班师归京的第二天,面对文武群臣上表,要行庆贺大礼时,他就以“此国家之不幸也,何以贺为!”来制止了。九月二十八,又有鲁王朱肇煇启奏,要为他“亲率六师讨叛逆以安宗社”,请诣到北京皇宫恭贺,他更深叹一句“此家之不幸事也,中心愧之,何用贺为!”(按:此句中的“中心”,意同“内心深处”。)随后,诸王有奏请来京恭贺者,一律被回绝了。试想,诸王与汉王朱高煦、宣德皇帝朱瞻基一样,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一脉血亲,一句“中心愧之”掩藏了多少难以名状的心境和内幕,只有让听者去咂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