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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开出的价码,仅“借地修路”一项,当然令清廷喜出望外。仅经过几次电文往来,中俄密约就迅速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吊诡的是,尽管李鸿章此时正夹着尾巴做人,对北京的指令言听计从,日后这笔“卖国”的账却依然只记到他一个人头上。
李鸿章在俄国的长时间逗留,令西方各国嗅到中俄之间正在发生某种大事。这一时期的西方报纸,都充斥着对中俄密约的猜测,以及两国政府对此的坚决否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疑案是:俄国政府为密约向李鸿章行贿300万卢布。当时任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罗曼诺夫,和李鸿章在俄期间的“全陪”乌赫托姆斯基,都提到过有这样一笔特别经费。这笔对李鸿章的政治品格杀伤力极大的特别经费,虽名为“李鸿章基金”,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李鸿章收取的贿金。能够确认的是:一、的确存在这样一笔“交涉特殊用项之基金”;二、这笔基金一直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账户中,由俄国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三、这笔基金的确有170万卢布被中国人领取;四、该笔基金更多的是被沙皇本人当做了小金库,支出浩大。
中俄密约墨迹未干,俄国便突然翻脸,先是和德国一起演了出双簧:德国借口要为被“暴民”杀害的传教士讨个说法,出兵胶州;俄国以协助中国为名,随后派出军舰占据旅顺大连。史家一般认为,在中俄密约一事上,中国被暗算了,黄遵宪在挽李鸿章的诗中就有“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的慨叹。
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未必是权宜伎俩。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攻。”在甲午战争“伐交”层面上,日本正是在英日条约修订后的次日,才敢下达向中国开战的总命令的。而英国扶持日本的目的就是遏制俄国。作为反制,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是必然的战略选择。英国报刊上就有评论认为,中俄结盟完全是有利双边的选择。
维特则认为,俄国执政者后来的短视,破坏了中俄密约的战略意图。他直率地指出,俄国强占旅顺大连的“侵夺行动,实为反条约,达到极点”。他担心如此背信弃义,会将刚赢得的中国对俄的好感一扫而空,对俄罗斯极为不利。为此,他与军方进行了激辩,甚至要求俄军立即从旅顺大连撤军,用实际行动赢回中国人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