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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着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讲得很具体: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张学良要荣臻“切戒我军勿乱动”,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其实,关于和荣臻的通话内容,张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已经讲得很清楚、准确了。
9月19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盛京时报》,1931年9月21日)。可见,张学良和荣臻通话的主要内容,就是“绝对不抵抗”,而且,还有一句:“尽任日军所为”,赋予日本侵略者完全的行动自由。结合上引《杂忆随感漫录》所述“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等语,可证张学良对荣臻的指示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决定。
9月19日晨,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干部张学铭、于学忠等人会议,再次肯定“不抵抗主义”。报道说:张皓(十九日)晨在协和召东北干部,开紧急会议,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并电顾维钧、汤尔和来平,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一面电呈中央。这样,“不抵抗主义”就不仅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而是“东北干部”的集体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