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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钦宗和李纲
当金军南侵之际，宋方朝野乱成一团，简直是束手无策。时为太常少卿的李纲却脱颖而出，超升兵部侍郎，很快又超升执政。
宋钦宗随即又授任他东京留守、亲征行营使。正如《朱子语类》卷130所说：“当时不使他，更使谁？士气至此，消索无馀，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顾死，且得倚仗之。”李纲作为一个本不知兵的文臣，在仓猝之际，居然相当有效地组织了开封的城防，屡次击退了敌人。他既在士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却又招致了同列很深的忌妒。宋钦宗本人来回摇摆于卑怯的投降主义和轻率的冒险主义之间，他委任李纲负责城防，又不能授予全权，更不听李纲的劝阻，而致力于屈辱求和。靖康元年（公元1126）二月初，发生了宋钦宗批准姚平仲劫金营而失败的事件。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将此事归结为“李纲主平仲之谋”，但李纲在上皇帝奏中明确说，“平仲之出”，“在微臣实无所与”。故《朱子语类》卷130力辩其非，说：“劫寨一事，决于姚平仲侥幸之举，纲实不知。”事实上，此次劫寨“杀伤相当”，“行营司所失才百馀人，而（陕）3西兵及勤王之师折伤千馀人”，然而宰相李邦彦“方主和议，忌李纲主战”，他与众执政乘机夸张事态，诿过于李纲。宋钦宗惊慌失措，下令罢免李纲和统率陕西援兵的老将、同知枢密院事种师道。於是开封城中爆发了陈东领导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
陈东直到临死，也并未与李纲有一面之交。几万无组织的群众云集宣德门下，正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认定，救国已非李纲莫属。当然，群众运动到此也很难控制激烈的行为，如杀内侍，殴击宰相李邦彦等。但宋钦宗无疑是将爱国群众运动视为厉阶，不能容忍对其君主权威的挑战。他虽然被迫复用李纲，也根本不可能有李纲在幕後操纵此次“伏阙”的证据，而“自後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颇忌之”。当时给李纲空名官告三千馀道，李纲“只用三十一道”，只因补无品小武官进武副尉二人，而宋钦宗居然亲下御批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专权，浸不可长。”正如朱熹感叹说：“如此，教人如何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