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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业回乡后，任过公安局副股长，民政局科长、副局长。其间，他也跌过一个大跟斗。1960年，整个中国在挨饿。这年的12月初，谭秉云科长带着民政干部们到长江北岸的油溪镇去开会，会间，有人提议为在家改善一下伙食，弄点雷管炸药到长江里去炸鱼。谭秉云同意了，而且还提供了雷管炸药。谁知，却发生了炸药罐提前爆炸的事件，三名前去炸鱼的干部一死二伤。谭秉云因此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有人替他打抱不平，说他当时正在开会，没参予炸鱼，可谭秉云却不吭声，认了，带着家人从热闹的县城搬到了离城100多里之外的丹凤乡，担任民政局下属的一个耐火材料厂的厂长。
走遍天下，恐怕也很难找到比他更“可怜”、更辛苦的厂长了。他吃在厂里，住在厂里，干在厂里，他这个厂长把厂里的大事小事全垒在了自己头上不算，甚至还长期顶着掏灰工的活。“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进厂买材料的，都把他当成个“掏灰工”了……在担任江津县民政局科长和副局长期间，他长期呆在工地上，和工人们一道建起了全县第一个火葬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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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工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工人因为胆怯，不敢去接触尸体，更不要说为死者穿衣、整容、搬运了。谭秉云便套上围腰，亲自拉着板车去县院运回尸体，亲自动手把尸体搬进烧尸炉里，并让工人们站在一边看他怎样操作。可要将几千年的风俗改变，又谈何容易!在当时，人们谈火葬而色变。面对种种阻力，作为民政科长的谭秉云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为宣传火葬，他忍受着高血压、肺气肿、胃溃疡等七八种病痛和战争留在他身上的伤痛折磨，走街窜巷，爬山涉水，向群众宣传，谁家死了人，他经常是亲自登门作工作，工作作通了，他亲自将死者搬上板车拉走。工作作不通，弄不好还要被人骂得狗血淋头!恼羞成怒的，偶尔还会向他动拳头。
更有甚者，有时尸体拉到半路或拉回了火葬场，家属反悔，又追来再弄回去土葬。过春节了，在这家家团圆的日子里，地处荒郊的这个特殊的场所显得阴森恐怖，职工们害怕一个人值班，谭秉云于是一人独伴孤灯守场，让场里的职工全回家团聚。而他家中，妻子儿女同样也在盼着他回家过年……
谭秉云好几年都在这种艰难而尴尬的境况下强撑着。值到后来人大为“殡葬改革”正式立了法，成为一项强制性措施，这项移风易俗利国利民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地开展起来。后来，他又担任过县民政局副局长等领导职务，可无论职务是升是降，无论工作环境如何变化，他始终抱准一个态度，绝不居功自傲，绝不给组织讲任何条件，提任何要求，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和组织的需要。1983年春，他给县委组织部写信：“我今年已经59岁了，自参加工作到现在，虽然巳工作30多年，但因文化水平低，没有为党和人民作出多大贡献和成绩，自己感到很惭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