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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有《魏武帝集》30卷录1卷、《兵书》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