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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现在看来无所谓，但在当时讲出来是很严重的。我的错误不但在于揭发了这些私下谈话(多是一起散步时的议论)，主要的还是把这些上纲为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运动，和毛主席对着干。特别是我提到饿死人的问题，更引起人们的声讨，说是造谣。因为直到这时，外交部还没有人意识到中国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而认为是形势一片大好。
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我的揭发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作用和影响却不是一般人可比。这是因为，第一，没有人能够揭发出这么多和这么具体的问题;第二，我是被视为张闻天“亲信”的。所以当我的发言一结束，会议主持者就说：“洛甫同志，你已经众叛亲离了!”
看得出来，张闻天对我的发言是有几分愤怒的。“文革”以后，刘英告诉邓力群：闻天对何方的发言感到非常难过，心里凉了一半。其实我在揭发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思想斗争很激烈，后来也一直为这件事后悔，直到现在也没有解脱。由于此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所以就永远失去了当面检讨的机会。这也是我进入耄耋之年才改行学习党史和研究张闻天的原因。
第一次与张闻天谈话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张闻天的第一次谈话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大概是1941年四五月间，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领导通知我，说洛甫同志要找一个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干部去谈话，领导研究后决定让我去。于是我就按照规定的日期和地点，一个人到了杨家岭张闻天的住处。由于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无阻地被领到张闻天住的窑洞里。那时他和刘英的窑洞有相通的两孔，像住房的套间一样，里间住人，外间办公。我进门后，他们夫妇一起见我，张闻天就问起了“抗大”的教学情况和我对学校教育的看法。
在我汇报后，他提出过去那种学习是不是离实际远了一点，因此今后需要改变，比如把在学校学习的时间缩短，尽快到实际工作中去，着重在实际中学习。
“我一再说我今生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再一个就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