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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炘的奏折戳到了李鸿章的痛处。眼看一味敷衍塞责反而会适得其反，李鸿章赶紧上书朝廷说，石川伍一已经供认自己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份供词。不过，在这份供词中，李鸿章把涉案人员的范围尽量缩小，控制在刘棻以下。
9月20日午时，刘棻依律绑赴市曹处决;石川伍一押赴教场，照公法用洋枪击毙。汪开甲永远监禁，曾给石川伍一和汪开甲牵线搭桥，并邀汪开甲刺探军情的戴士元被处决。于邦起等虽未串谋，但没有据实举报，判处监禁5年;石川伍一的跟班王大对于石川的间谍行为并不知情，取保释放。
拔起萝卜带出泥
甲午期间中国破获的第一起日谍大案看似尘埃落定，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随着石川伍一等人伏法，案情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自案发之日起，坊间就流传着李鸿章为保全北洋高层官员，隐瞒真实案情的传闻。事实上，这一传闻并非空穴来风。上世纪80年代，著名清史专家戚其章先生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的《中日战争》卷时，偶然在军机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礼部侍郎志锐的奏章。
志锐的奏折写于石川伍一等人被正法的当天。他称李鸿章所报的石川伍一供词是“伪供”，并称“津中人士无不切齿”。也就是说，李鸿章隐瞒真实案情的事，在天津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志锐通过他在天津的“线人”，得到了一份石川伍一的真实“供单”。
在这份供单中，石川伍一招认，他自光绪九年，就在京津等处往来，刺探军情。他与刘树棻(即刘棻)相识是西沽炮药局委员李辅臣令汪小波(即汪开甲)引荐的，至今已有二三年了。刘树棻曾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弹子数目清册，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每天制造弹药的数量、现存多少的底册，一一抄录给石川伍一。石川伍一把这些情报交给了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带回日本国内。石川说：“张士珩四大人与神大人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水师营务处罗丰禄大人的巡捕于子勤(即于邦起)。”他还称，神尾光臣回日本前，还在裕太饭馆宴请了中堂(李鸿章)亲随之人，并与汪小波、于子勤、戴景春、刘棻等商议，如果有要紧军情，即行飞电。
石川伍一招认，潜伏在中国的不止他一人，还有原来住在紫竹院元堂药店的钟崎三郎。钟崎已经改换中国衣冠，前往山海关一带。另外，北京人高顺在烟台、威海、旅顺探听军情。一个姓穆的汉奸原来在张家口，现在也到北京了。更加耸人听闻的是，石川伍一说，打电报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从中堂衙里送出来的，电报则是在日本领事府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