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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成认为,《太后与我》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不会对清史研究的学术圈带来多大影响,它只是本小说,没有办法从学术上对其价值进行评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表示,慈禧的跨国恋并不好认定,各种民间传闻都缺乏可靠的依据,因此不足为信。
刘璐告诉记者,很多从西方来到中国的冒险家写的一些作品,都是大肆渲染以造成一个神秘的中国,因为外国人对中华民族的好奇心很重,加之出版商为了迎合低俗的阅读口味,就扯上些花边故事来编造,历史不是游记,不能相信一个冒险家的一面之词。就目前来讲,慈禧的感情生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尚难以认定,所以不能对《太后与我》这本书作出任何学术上的评价。
在采访中,也有历史学家告诉记者,当前史学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不足,就是忽视对个人生活史的考察。他们指出,对历史研究而言,凡是存在过的历史现象,都有研究的价值。历史研究讲究“知人论世”。而人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每个人都有其物质和精神的欲求,都有属于自己的个人生活。历史学家没有理由忽视历史人物的个人欲求和私人生活,因为它们是构成人类历史的基本元素,并深刻地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统治者个人的喜好、情感生活甚至性格癖好,就其影响范围,绝不仅仅限于他们本身,往往直接作用到当时的政治领域、社会习尚,甚至导致朝代的盛衰。研究历史人物,如果仅仅停留在政治表现层面或一些人所共知的“公众表演”,而忽视对其思想观念、生活细节的考察,恐怕这样的研究未必能读懂历史人物本身,更谈不上真正的“知人论世”。
对慈禧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就充分暴露了这一不足。对慈禧个人生活等了解的粗疏,导致有关专家在遭遇《太后与我》这样的问题时,只能基于一般常识进行推论来否定该书的“史料价值”,很难从过硬的历史细节方面拿出更有力的证据,给出更加深入细致、有说服力的回答,无法很好地满足社会和公众对有关历史知识的期望。对像慈禧这样“地位尊崇”的历史人物尚且如此,至于对普通人物的生活情趣、价值观念、喜怒哀乐,我们的历史学家到底真正知道多少呢?千百年来,又有多少历史真相沉沦埋没,及于今近乎澌灭无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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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与我》是英国人埃蒙德·巴恪思爵士1944年辞世之前写的一部回忆录,内有巴恪思与时年63岁的慈禧太后的情史,秽乱宫廷的男子同性恋之风,光绪帝、慈禧太后均系被谋杀等大胆情节。巴恪思去世后,手稿被保存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直到2011年才得以出版,并在全球引起轰动和争议,被称为“百年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