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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8月，副总统沃尔特·“弗里茨”·蒙代尔访华，意在制定邓小平访美后的外交行动，尤其是对印度支那。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其中战略考量和道德考量严重对立。
美中两国都同意，防止出现越南主导的印度支那联邦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但是，印度支那唯一还在抵抗越南的地方是柬埔寨，原来的掌权者是屠杀了几百万自己同胞的杀人狂魔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是柬埔寨抗越运动中组织最严密的力量。
卡特和蒙代尔上任之前长期致力于人权事业。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们就曾攻击福特对人权问题不够重视。邓小平在和卡特关于出兵越南的私下谈话中，第一次提起了援助柬埔寨游击队抵抗越南侵略者的问题。
根据官方报告：“总统问到泰国是否能接收援助然后转给柬埔寨人。邓小平说可以，并说他考虑应提供轻型武器。泰国正准备向泰柬边境派一名高级官员以保证通讯的安全。”
华盛顿和北京事实上在联手通过泰国向柬埔寨提供援助，这等于间接帮助红色高棉的残余力量。美国官员谨慎地向北京强调美国“不能支持波尔布特”，并欢迎中国作出保证说波尔布特已经不再完全控制红色高棉了。
然而这点儿良心上的安慰并不能改变事实。事实是华盛顿给“柬埔寨抵抗运动”提供物质和外交支持，而政府一定知道这种支持会帮助红色高棉。
卡特之后的里根政府沿用同样的战略。美国领导人一定想好了，等柬埔寨抵抗运动得胜后，他们或他们的继任者再反对柬埔寨抵抗运动中的红色高棉分子。
过了10多年越南撤出后，美国确实是这样做的。美国的理想遭遇了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美国对这件事的态度不是因为它无原则地只顾自身利益，也不是出于虚伪：卡特政府必须在战略必需和道德信念之间二选其一。
他们决定，为了使道德信念最终得以实现，首先需要在地缘政治斗争中取胜。美国领导人面对的是政治家都会遇到的难题。领导人无法决定历史给他们提供何种选择，更无法要求提供的选择必须清楚明白。
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访华，把几年前还不可想象的中美合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邓小平欢迎他说：“你的访问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你是国防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