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浏览:199
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二三十年中世界将有可能再次遭遇生物武器的袭击,届时生物战将颠覆传统的对敌打击方式。在传统战争中,所有的军事打击手段都是以单个人体为最小的攻击单位,生物战则能够以单个人体为媒介迅速形成对更大的单位构成直接或间接威胁,其更具隐蔽性和破坏性。
就国家层面的行为而言,以往的战场基本上都是可见的,交战双方在一定的空间、时间、投入人员、装备厮杀较量,战斗胜负可以通过军队力量的对比来判断,而生物战在可见的战场之外,还有一个微观领域战场,即通过对地方作战人员实施微观层次的损害来降低消除其宏观上的作战能力,小战场的胜利决定着大战场的胜利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更高效的生物科技转化为军事力量形成对敌威慑和打击。而大国间只有在该领域达到某种平衡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生物战的再次发生。尽管如此,在现实中,进行“有限的”“可逆的”生物战仍可给潜在对手造成恐慌和麻烦。例如,布鲁氏杆菌病(brucellosis)简称“布病”,虽可防可治,但此病对于人体机能和精神上所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可小视。
就个体层面而言,一些具有致命性和传染性的病原体将有可能被恐怖分子用来制造生物武器,而且,恐怖分子所采用的细菌或病毒引起的大多数传染病,都可通过在人群中传播流行。特别是鼠疫、天花、霍乱和斑疹伤寒等病原体危害甚大,有的还可感染当地的动物和昆虫,形成疫源地,造成持续性危害。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恐怖分子利用尖端科技、通讯与资源研制生物武器的门槛不断降低,与此相应地他们利用这类武器的能力也将大为提高,社会的安全系数也就自然会被削弱。
总之,无论是生物科技所进步带来的国防安全上的不确定性,还是不断上升的生物恐怖主义的可能性,都在威胁着我国国家的综合安全。所以,启动军事生物科技防御机制迫在眉睫,在国防领域建立“生物盾牌”计划,才能更好地在未来的生物科技军事变革中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