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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及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曾为中国经济再平衡设计对应模型，并指澳大利亚因应受到的影响微不足道。澳大利亚的灵活汇率及自上世纪80年代启动的杰出改革，也为澳大利亚经济提供了良好缓冲。
在矿产价格这一关键问题上，IMF和澳大利亚资源能源局（BREE）作出了同样的判断：价格或将降温，但无跌破风险。
就澳大利亚最大出口创汇矿产铁矿石而言，IMF和BREE均估计，直至2019年，其价格都将维持在每吨90－100美元区间，要知道，其历史平均单价是20－30美元。
而据澳大利亚财政部5月份一次详细分析指出，该国整体贸易条件（出口对进口价格之比）将在2012－2013和2017－2018两个财年间下降16%，并在随后回覆稳定。消息乍看让人一惊，但要是跟过去十年80%的罕见增长相比，未来几年的下滑幅度就不足挂齿了。
当然，随着现有项目的陆续完工，澳大利亚在资源及能源领域的投资也将有所下降。
中国经济转型
BREE指出，从2013年4月至今，募资投向已由峰值2680亿美元减至2290亿美元。不过，随着新矿的发现和投产，这些下滑也会得到抵消。BREE预计，到2018－2019财年为止，澳大利亚资源及能源出口将增长1084亿美元。他们补充道，虽然矿产相关投资的高峰延续了五年，生产及出口却将延续数十年。
澳大利亚在资源及能源领域的投资也将有所下降
有一个更令人鼓舞的说法是，投资率只是影响中国对资源和能源需求的其中一个因素，其它的因素还包括经济增长率。
虽然，查尔顿担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放缓，但据世界银行最佳估计，中国经济将在未来数年继续保持7%左右的增长，而在2020年之后，增长率仍将保持在5%至6%，而将在未来15年转变成城市人口的3亿人口，将为此提供了足够支撑。
这也将让中国对铁矿石、煤炭和天然气的需求继续高企。
抛开其它一些反面声音，中国经济再平衡不太可能带来急剧或突然效果。
在过去五年的每一年中，中国投资率一直稳定在同一水平上。在今年首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达到投资贡献的两倍，让不少人士感到兴奋，但到了第二季度末，二者的贡献率又重新回到相近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增长将加速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表明，在2009年仍占总人口10%的中国中产阶级，将在2030年占据70%以上，也就是说，新增中产阶级将有8.5亿人左右，这是日本总人口的6.5倍。如果消费增长率更高的话，新增中产阶级还将增加1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