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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波：审判日本战犯，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触及国际法的战争罪问题，当时中国的法律建设尚在起步，《宪法》才公布不久，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还未制定，可供参照的只有针对国内罪犯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如何对日本战犯起诉和量刑是个难题，而这一审判又绝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当时中国关押着一千多日本战犯都是谁，外界全然不知，一旦宣布审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1950年代正值冷战，东西方之间壁垒分明，中日两国还没有官方往来，民间团体率先开始了破冰之旅。
解说：1954年10月30日，应日本红十字会的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率领代表团抵达日本，这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向日本派出代表团，李德全此行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向日本公布在押战犯的名单。这份名单在日本社会掀起波澜，战争结束九年，1000多个日本家庭，突然得知自己的亲人尚在人间。名单公布的几个月后，抚顺、太原两地的日本战犯，陆续收到了来自家乡的包裹和信件。
稻叶绩（原副本华北方面第1军通信队少尉队长）：离开日本已经十一年了，第一次收到来自日本的照片，家人的照片，弟弟妹妹的样子都变了，认不出来了。那个时候母亲已经去世了，信里没有写，我回到日本之后，才知道母亲不在了，当时寄来的照片里没有她，我还感到很奇怪。
解说：抚顺战犯管理所内，“东北工作团”的侦讯已经接近尾声，战犯们相继坦白认罪的同时，也被允许给家人写一封信，当时绘鸠毅头两次的坦白都被判为不合格，第三次检察院主动询问起，他在日本的未婚妻的情况。
绘鸠毅（原日军第59书团第111大队士兵）：我当时已经从中国寄出一封信了，是给母亲写的，还没有给未婚妻写信，听到这个话检察院谭风先生说，你在这写吧，给了我一直钢笔，说帮我把信寄出去，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那时候大家都只能寄一封信，我寄了两封信。
解说：与外界隔绝近十年，家人的消息让战犯们又惊又喜，更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已经被安排走出牢门，1956年2月，管理所传达了中央关于组织战犯进行社会参观的决定。对抚顺的日本战犯来说，这是离开苏联之后第三次坐上中国的火车，第一次是引渡完全不知目的地是何方，第二次为避朝鲜的战火向哈尔滨转移，而这一次火车没有军警，他们像普通旅客一样，走遍了沈阳、北京、上海、南京等11个城市和附近的农村。
高桥哲郎（原日军第59师团宣传报道班士兵）：我们分成三班人，坐着卧铺车去参观旅行，这在人类世界的战俘、战犯的历史上都是不曾有过的。所以我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成功之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