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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步入老年以后，开始注意起自己的生日，但从不接受别人的宴请。他有时在12月26日这一天，邀请一些人聚一聚。餐桌上没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套话，更没有寿星端坐，接受别人祝寿之类的旧俗。只摆几个简单的菜和一些红白酒，与人聊一聊。这种寿辰小聚往往像开会，充满了政治内容和时代特色。毛泽东的“生日”，时过时不过，过法各不同，一切由他自己决定，既有趣又耐人寻味。
五十岁生日：拒绝做寿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50岁生日。按照中国的习俗，50岁是大寿，理应好好庆贺一番。于是党内一些同志提议为他做寿，同时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年的4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致信毛泽东，报告了这一计划。这是毛泽东1910年离开故乡以来，第一次遇到“生日问题”。
此前，延安一些同志已开始着手准备。任弼时郑重嘱咐毛泽东的好友、诗人萧三：写一本毛泽东传，以庆祝他的五十大寿。毛的秘书胡乔木也极力赞成此事，为使萧三集中精力写成这本书，免除了他的一些会议活动，力争12月下旬写成。为此，萧三访问了延安的许多老同志，搜集了大量素材。更为难得的是毛泽东在与他聊天时，也零星地谈到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根据这些材料和萧三自己做学生时与毛泽东的接触，准备写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公开发表。
毛泽东看了凯丰的信，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能做这类事，何况又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经过认真考虑，他在4月22日给凯丰回函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
在这封信中，针对凯丰所言“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尚没有成熟。”这番话，表达了毛泽东对自己思想理论的冷静评价和高标准要求。
既然毛泽东对做寿之事明确拒绝，所以到了12月26日，延安各界都没有什么祝寿之类的举动。萧三为毛泽东作传的计划也就放缓，他那篇长文延至1944年7月初才在《解放日报》上刊出，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看了，几次传话给萧三，让其停止写他个人，后来还当面劝萧三多写群众。萧三争辩说：“我这是自己补课，并且写你和写党的斗争是不可分的，这有重大教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