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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锲克说过：“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出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的做的事。”同时代的领导人吴主孙皓在晋朝大兵压境时，尚“作昭明宫，工役之费，以亿万计”。善于纳谏、明于决断调度的晋武帝，天下一统后，“怠于政事，颇事游宴选吴孙皓宫女五千入宫，掖庭殆将万人。尝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晏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撒地，以引帝车。”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刘禅能领导蜀国41年，既避免了班子内部互相倾轧，也没有隔几年发动一次大的运动，而政权稳固。在国家人民去留之际，后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摈弃了面子政治，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无谓牺牲。在危难关头，当断则断，使国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决策，与“为了自己一己私利，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的刘备来比，不知进化了多少代。跟同时代领导人吴王孙皓和晋朝开国皇帝武帝相比，刘禅也不乏仁德名主。如此大气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庞永认为：“残暴之君在位，臣民颂他为救星;仁德之君在位，百姓视他为赘疣。”孟德斯鸠说：“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王学泰说：“统治者的招抚政策能使更多老百姓活下来，无论在当时老百姓来看，还是从当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因为被招安的老百姓不必再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得一日之果腹;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少破坏一些社会财富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为什么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招安比镇压还坏呢他们的逻辑是：镇压使得阶级矛盾更为尖锐、阶级斗争更为激烈，阶级斗争越激烈越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从历史事实看这显然是荒谬的。几十年的战乱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社会财富、人口几乎是一扫而空，‘激烈’到这种程度还能‘促进社会的发展’，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