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简介 南北朝史学家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备异”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裴注“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在裴松之所能见及的各家史著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甚至矛盾的记载。裴注加以比较鉴别，能够作出较客观的判断，但对那些不易辩明是非的材料，则一并收录，留待读者或后人去分辨。此外，裴注还把可以认同却又把握不大的论说归入备异类。如《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的记载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判断说：“案《吴志》刘备先破(曹)公军，然后(孙)权攻合肥。前此纪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

　　针对陈志中明显错误的地方，裴注引举事实进行纠谬，是谓“惩妄”。“惩妄”，有两种表述形式。其一是举陈志前后乖舛之处，自证其误。如《武帝纪》载官渡之战前曹军“兵不满万”，裴注曰：“未应如此之少。”复在《荀彧传》中找出“十万之众”的矛盾记载，进一步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 其二是引用其他史家的著述辨别陈寿记载的错误。如《朱然传》记载朱然于赤乌五年战败魏将事，裴注引孙盛《异同评》的考证，认为“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论辩”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即对某些史实、陈寿的《三国志》及诸家史的考辨和评论。裴注于补充史实的同时，常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如《关羽传》中有关羽投奔刘备，曹操禁部下追杀的记载。裴松之评论说：“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乎?” 裴松之对张昭劝孙权降曹一事的评论，也与一般学者看法不同。他认为：“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梦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这也体现出他的别具慧眼，具有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的进步史观。裴松之对陈寿的某些评论也有不同意见。如陈寿把袁术的失败归为奢淫放肆，裴松之批评他没有抓着事情的要害，认为“妄自尊立”才是袁术灭亡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