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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等人写信，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批评。薄一波回忆说：周总理收到信后，连夜给毛主席写回信，谈了处理办法。可见他把毛主席这封信的分量是看得很重的……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毛泽东之后又对“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说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尽管之后各部门做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但毛泽东依然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于是在组织上对中央政府进行了重大改组，对中央领导重新进行了分工。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被撤销，中共中央主席开始直接对各党组小组和分党组干事会进行领导。5月15日，政务院又发布《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把政务院20个部中的8个部：重工业部、轻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纺织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等，划归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高岗领导。1953年正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几乎所有分工领导工业化的部委都划归高岗管理。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整，周恩来的工作被大范围地削弱，高岗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而此时距高岗从东北进京不过八个月的时间。
高岗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如此的信任和重用呢?其实早有端倪。1950年春，关于东北富农问题党内出现了争论。高岗认为，面对农村生产发展的恢复，富农的增多，应该通过组织起来的办法，使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使农民发家致富，党员不应该剥削别人，不应该雇工，而有责任参加变工组。刘少奇则认为，现阶段的变工互助不可能发展成将来的集体农庄，没有机器工业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因此，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党员雇工、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之后围绕陕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工会工作方针的不同意见又产生了分歧。毛泽东的基本观点一直认为，应该触动私有财产，逐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一点上，他对刘少奇以及周恩来的一些言行是不满的。他说：“‘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在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高岗始终跟随毛泽东的思路，得到了毛的欣赏。或许毛泽东心中早有调整人事的想法，新税制改革造成的混乱恰为高岗的上位提供了机遇。
这次的“偶然”或许不如前两次的突然，但突然而降的权力未见得就是好事。“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高岗，这时已不仅是当先，已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过快的升位和过大的权力也冲昏了他的头脑，他错误地判断他已获得了足够的信任和实际的威望，到了取代刘少奇在党内地位的时机。已经走到人生顶峰的他头脑发热地期盼更高的权力和地位，这为他悲剧的人生结尾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