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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田汉化名“绍伯”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发表了《调和——读〈社会月报〉8月号》一文,认为鲁迅之信与杨邨 人之文同登一刊是一种“调和”,并挖苦地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 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气量窄小呢?”
田汉此说可谓毫无道理。鲁迅的信被别人拿去发表,同杨邨人的文章放在同一期刊上,怎么就成了鲁迅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呢?鲁迅对杨邨 人脱离共产党,并从“左联”变成“第三种人”非常鄙视,其《答杨邨 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对杨邨人的批驳可谓淋漓尽致。而田汉却以一个十分牵强的理由称鲁迅与杨邨人“调和”,这就难怪鲁迅动怒了。特别是当他知道“绍伯”即田汉后,这种怒气可想而知。
鲁迅直接给周扬写这封信,用意是很深的。其中虽然是批评芸生的诗,但很多话也是直接说给周扬听的。公允地说,刊物的主编并不能对所有文章负责,也就是说,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编者的观点,但作为“左联”刊物,周扬在选稿上还是有教训可吸取的。当然这时鲁迅对周扬的印象总的还是好的,但不久则渐渐变坏。原因是其间发生了一件令鲁迅特别不愉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