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四条汉子”：鄙视田汉，反感周扬

　　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就是第一次提出“四条汉子”的这篇文章中，对周扬的反感就更加直接了：“……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耿直，易于报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文章的最后，鲁迅又特别提到：“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周扬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他对“左联”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党内组织系统上，这就与非党的鲁迅很难相交。特别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又造成了周扬与鲁迅之间的沟通甚少，这就难免会产生误会。遗憾的是这种误会始终未能消弭。

　　“四条汉子”成为解读一段特定历史的钥匙

　　鲁迅对夏衍其实并没有很深的成见，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过可能产生不满诱因的事情。甚至对夏衍翻译高尔基的《母亲》，鲁迅还给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鲁迅后来对夏衍的不满，主要是将他与周扬捆绑在一起的。因为他与周扬当时都是“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可以说“左联”部分领导人后来表现出诸多与鲁迅有矛盾和不快的事，夏衍都身在其中。这就难怪鲁迅后来用“一位名人约我谈话”而引出“四条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