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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允许虚构,不虚构哪来文学。新闻必须真实,不真实还能算是新闻吗?那就是造谣了。百多年来,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信口雌黄,扭曲真相;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煽动蛊惑,挑拨离间……看来,这是一脉相承,其来有自,祖师爷就是这位巴克斯男爵。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的结论,“杜撰”二字,正中造假作伪者的命门,不但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巴克斯,也使伪善的西方媒体露出本相。如果说,男爵先生的杜撰,是为了“维持生计需要”,至少还要编得让人信以为真,而系出同门的后续之辈,那些西方媒体的杜撰,为了西方世界的政治需要,迫不及待,明火直杖,铺天盖地,打上门来,要比巴克斯更为强势。
“祝你不平安!祝天下不太平!”
辛亥革命以后,《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被民国政府聘为政治顾问,与这个杜撰式代笔者没有继续合作下去,但接替他的另一位《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由上海转派北京。说是心有灵犀也好,说是一丘之貉也好,这两个吃着中国,啃着中国,还恨着中国,骂着中国的洋人,一拍即合,臭味契洽,一点就通,相见恨晚。很快,一本题名为《慈禧外传》,又叫《太后统治下的中国》的书,1910年出版。另一本《清室外记》,又名《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1914年出版。大清王朝刚刚断气,尸骨未寒之际,巴克斯的杜撰著作即应声而出,这阵势,这彩头,最敏锐,最深刻,最及时,首席中国政治观察家的身份能不稳操胜券地落入他的囊中吗?
尤其《慈禧外传》,由于拥有《景善日记》的“独家资料”,等于是“庚子事变”全过程的实录。此书不但展示清廷高层的内部斗争,更揭露帝后之间的矛盾决裂;尤其吸引眼球的是,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慈禧细节,几乎就是一本有关这位太后淫乱的性生活史。此书问世,立刻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出版后的最初一年,就再版重印了十多次。
不过,民国初年的出版业者,比较谨守本业行规,虽然这是捞钱的好生意,却没有很快翻译出来,大赚一笔。正当大多数国人对此书懵懂不知之时,称得上既深知西方,更精通汉学的第一名人辜鸿铭,遂即对这本书表示出了“极大愤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卫士,辜鸿铭对于濮兰德和巴克斯及其《慈禧外传》的憎恨,首先出于他钦慕西方人士对于王室和国君荣誉那种与生俱来的珍惜和尊崇。”其实,这位天真的老夫子,哪里知道这些穿着燕尾服的帝国主义分子,在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即使不是野蛮人,至少也是与非洲的黑人,与美洲的印第安人,彼此彼此的低等人。辜老先生啊,殖民者视你为劣质民族,你还想从他那里获得最起码的尊敬吗?西方世界里,确有很多高尚人士,但也有更多不高尚的混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