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并非感情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对张学良该不该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一直争论不休。多数人认为张学良对于蒋介石的本性认识不足，考虑欠周，为张学良遭到长期囚禁感到惋惜;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张学良幼稚、讲哥们义气、没有料到后果的冲动之举。直到1983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从张学良旧部手中征集到一件影印的张学良在送蒋介石回南京前写的手令(亦称手谕)见报后，史学界对此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对张学良送蒋介石之举有了新的认识。

　　手令中所说的“虎臣”应为“虎城”，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孝候”应为“孝侯”，即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甘肃省主席于学忠的字;“何”即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王”即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缪”即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董”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董英斌;“余之职”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任之职。

　　手令原保存者为辽宁省新民县的赵新华先生，他曾任张学良处的承启处录事，负责内禀外达工作。张学良被扣押后，赵新华又在于学忠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留守处工作。1945年4月，于学忠调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时，赵新华辞职回了老家，于学忠把一些照片、画册和这件手令石印件送给赵留作纪念。赵新华一直精心收藏这些资料，但这些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上交当时的县“彻查办”(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成立的“彻查办”组织)后不知去向。1983年夏，赵新华写信恳请中国革命博物馆派人帮助查找。中国革命博物馆接到赵新华信函后很重视，随即派季如迅和胡京春二人奉命前往，在辽宁省新民县委的协助下，分析排查线索，访问了有关人士，经过多方面查寻，先后两次去该县档案科，终于在一本《东北血泪史大画册》中找到了这份手令，并请新民县有关部门正式将手令等资料归还赵新华同志。赵新华同志十分感动，决定将这件手令及照片等资料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该手令原来断裂成四小块，现巳拓裱修复。

　　张学良在24日已决心亲自送蒋回南京，并告知王、董、何三人，手令是25日去机场前巳经写好的，同时还写了一封给杨虎城和于学忠的信，内容大致相同。手令和信交杨虎城后立即影印并分送给各有关将领。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虽然是个人的决断，但确实是事先经过认真考虑后做出的决定，决不是一时的感情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