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并非感情用

　　张学良何时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手令又写于何时呢?有人写文章说是蒋在机场重述六项“诺言”后，张学良动了感情，非要亲自送蒋回南京，接着就在飞机旁用红铅笔写了一个手令。但从手令的字迹看却明显是用毛笔写的，写的也比较从容，不像是在机场上临时写的。1983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季如迅为此专门采访了何柱国将军。何将军回忆说：“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时，我就在张的左右。张学良在机舱外和杨虎城边走边交代事情，我当时不同意张学良去南京。张上飞机时，我还拉过他。但张执意要走，打开我的手，走上了飞机。随后蒋介石等人也上了飞机。张学良在机场上没有走进什么房间，也没有在飞机旁写过什么东西。由此可以确认，手令是张学良预先写好的。”何将军还说张学良写字常有别字。

　　1986年，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发表文章说：“12月25日放蒋，是张突然决定的，事先没有得到杨的同意。只是蒋临行前，张才打电话请杨去。杨到了那里的时候，蒋已出来要上车了。张只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杨不好当着蒋的面和张争执，只好一道去送蒋。不料到了机场后，张突然交给杨一个手令，就是在他未回西安之前，东北军由于学忠统率，归杨指挥的命令。”何柱国的回忆文章则说：“双方终商定了和平解决事变条款。张将军还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请罪，以增加蒋之领导威信。……12月24日召集王以哲、董英斌和我三人，密告送蒋的决心。三人均阻之，最后建议至多送至洛阳。”当时跟随于学忠在兰州的周达夫的回忆文章说：“26日飞机送来影印的张学良亲笔信两件，一件是致杨虎城和于学忠的，大意是：蒋委员长已接受我们的八项主张，弟亲自护送回南京，所有军政事宜，请两兄共同主持，特此奉恳。另一件是致各部队长的，大意同前。”高崇民的回忆文章说：“张恐夜长梦多，就急于要把蒋送回南京，而且要亲自送蒋回去。亲自送蒋只是张自己的决定，任何人事前都没有同意的。……张学良在25日早晨到绥靖公署见到高的时候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但是我们要大仁大义到底况且外边情况并不好，我们要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件事情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或东北军团体都在所不计。’并说：‘周恩来是同意放蒋的，只是杨虎城还犹疑不决，我就去说服杨虎城。’”

　　以上说明，张学良在24日已决心亲自送蒋回南京，并告知王、董、何三人，手令是25日去机场前巳经写好的，同时还写了一封给杨虎城和于学忠的信，内容大致相同。手令和信交杨虎城后立即影印并分送给各有关将领。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虽然是个人的决断，但确实是事先经过认真考虑后做出的决定，决不是一时的感情用事，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全国团结抗战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安危和团体的得失，同时也为万一发生事故预先写好了手令，作了人事安排。至于张学良为什么会断然决定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呢，史学界历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形势所迫，有人说是性格使然。张学良本人对此从未有过明确的说法。1990年，在蒋氏父子相继去世后，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的采访时说，当时周恩来是反对他这么做的，“甚至到机场想把我追回来”，但我明知去南京将被逮捕，还是去了南京，因为“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件事我自己负责”，“同时我是反对内战的，我对牺牲自己毫不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