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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村诗云：“新来夫婿奏兼官，下直更衣礼数宽。昨日校旗初下令，笑君不敢举头看。”孔四贞一开始就看不起“起家素微”的孙延龄，因而在康熙三年(1664年)，孔四贞与孙延龄携家口驻防广西时，“四贞与延龄南下，舟抵淮安，诰封敕书至，以延龄为特进上柱国、光禄大夫，世袭一等阿思尼哈番、和硕额附、镇守广西等处将军，其妻孔氏为一品夫人。四贞自以为和硕格格，已居极品，不从夫贵也;今忽封一品夫人，则仍妻以夫贵矣，疑延龄嘱内院为之，不惬意，夫妇遂不相能。”和硕格格与一品夫人的差别有多大?据《清朝文献通考》：“公主以下及额附之俸，固伦公主岁给银四百两，和硕公主三百两，郡主二百五十两，……和硕公主额附二百五十五两，郡主额附二百三十两，……顺治七年初定公主以下禄米有差，岁给公主郡主各一千石。”而作为一品夫人则享受一品官员的俸禄，“在京满汉文武官员俸银禄米，臣等谨按在京文武官员俸银满洲汉人俱一例，按品颁发禄米，即照俸定数每俸银一两支米一斛。正从一品岁给俸银一百八十两俸米九十石。”
孔四贞无论是和硕格格还是郡主，其俸禄都比作为额附或是一品官员的孙延龄要高得多，而一品夫人则是依附于其夫，地位较低，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清廷此举都是扬孙延龄抑孔四贞，难怪孔四贞心生不满。
但孔四贞仗着有太后撑腰，是不会把孙延龄放在眼里的。现存桂林伏波山下的一口大钟，是在康熙八年为奉祀定南王孔有德而铸造的，钟上面把孔四贞的爵衔姓名刻在孙延龄等人的前面，则是孔四贞欲超出孙延龄之上，实现其“格格”权威的明证。
后人评价
孟森云：“四贞既非男子，延龄又系女夫，非孔氏子姓，清廷遂有以构之，而四贞不悟也。”但孔四贞与孙延龄显然对于清廷的阴谋一无所知，不但不能夫妇同心，苦心经营定南藩下，反而自生嫌隙，沉溺于凌驾于对方之上的权势之争，其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有人得以乘机而入，夺取大权，架空孔四贞和孙延龄。“戴良臣者，原系四贞包衣佐领，颇有才知，希大用，力荐其亲王永年为都统，而己与严朝纲副之，延龄初不许，乃营求于内，四贞强之而后可，虽为之请命于朝，而心甚忌之。良臣因构难其间，谓延龄独信任蛮子，而薄待旧人，由是夫妇益不合。良臣佐格格，每事与延龄相左，所用之人，必逐之而后已，延龄竟为木偶，不复能出一令。四贞初任良臣，以为尊己，故惟言是听，及其得志，并格格而藐之，权且渐归于天下，事无大小，皆擅自题清，广西一军，惟知有都统，不知有将军，并不知有格格。四贞乃大恨，知为良臣所卖，仍与延龄和好，然大权旁落，不可复制。”和好后的夫妇二人，极力想夺回失去的权势，“十二年二月，永年克减军饷，为兵校所讼，延龄因言永年不法，命孔氏赴京奏闻。而永年亦遣人入京，阻孔氏于河南，不得进，仍返粤，延龄由是益憾永年。”上诉不成，恰逢撤藩变起，“延龄内不自安，而四贞又平西义女，反谋遂决。一日，请诸都统入府议事，议毕而出，伏兵于门，尽 焉。投桂林城反。”27二人出此下策，只是想发泄个人私怨，显然未经过深思熟虑，因而其反叛的特殊原因也决定了孙延龄始终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