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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嵇康的老婆是曹魏宗室长乐亭主（曹操之子曹林的孙女），于是很多人推测，嵇康在政治上倾向于曹氏，以致于对司马昭心生反感，乃采取隐居避世的不合作态度。此一说在逻辑上虽然讲得通，但事实上却违背了嵇康的本心。嵇康崇尚老庄学说，无意仕途，只有早年做过一阵中散大夫，后来好朋友山涛举荐他入朝为官，干脆写了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以示道不同，不相为谋。嵇康的理想是“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因此，无论朝廷上掌权的姓曹、姓刘、姓孙，还是姓司马，他都不会违背本性的与其“合作”，而要去做一个逍遥的隐士。而嵇家对司马氏，也从没有什么仇恨，嵇康的哥哥嵇喜，在司马昭手下位至高官；嵇康的儿子嵇绍更是为护卫晋惠帝，被乱军所杀。因此，所谓不合作，恐怕并不是司马昭杀人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曹家女婿，纵使有心“匡扶大魏”，可也是绝然无力。那又是什么，让司马昭萌动杀心？答案可能很简单，他不过想借嵇康人头，来震慑人心。正如钟会向司马昭说的那样，“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在当时，“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的文人，恐怕不在少数。司马昭要夺取天下，必然要借重主导舆论的名士。怎么办？杀鸡儆猴。谁是最肥的野鸡？嵇康。
此后，同为竹林七贤之一、曾和嵇康一同在树下打铁的向秀，接受举荐，来到洛阳。司马昭问他：“听说你向来有归隐的志向，现在怎么跑到我这来了？”向子期垂首答道：“古代隐士巢父、许由都是狂傲、清高之辈，根本不值得我去羡慕。”----嵇康正是前车之鉴，我哪里敢去学他！七贤中的二号人物阮籍，也不得不为司马昭进封晋公，作了一篇《劝进箴》。可见，嵇康没有白死，拒绝与司马氏合作的隐士群被成功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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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不见得司马昭容不得隐士、名士，这样的人，魏晋时期有的是，惨遭屠戮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嵇康之所以为当权者记恨，那是因为他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隐士，用今天的话说，嵇康算得上一位身具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朋友孙登对嵇康的悲剧命运早有预知，“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后来嵇康在狱中作《幽愤诗》，有“今愧孙登”之句，为未能听从友人的远见而感慨自责。故此，钱钟书先生称嵇康为“忤世之狂”，其人“既‘直性狭中，多所不堪’，而又‘有好尽之累’，‘不喜俗人’，‘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那又“安望世之能见容而人之不相仇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