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境地。也有的史学工作者认为李自成为首的农民政权推行的“免赋” 政策并不是免征而是减免，这是不正确的。大量史实表明，大顺政权(包括其前身)在1644年六月兵败退回西安以前，在广袤的地区内都是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的赋税。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如甲申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 。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高阳县令王瑞图到任后，“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灵寿县“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肥县县令石传声下车伊始即“置乡绅于狱，比饷银”。临城县令段献珠履任后，“索饷银，毁坊扁，免荒税”。派往山东的大顺军将领郭升“以精贼数万略行齐鲁，张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海岱。……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踵，相望于道”。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桚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阳信县“夏四月，逆闯伪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赀助饷，各五百金，勒限追比”。邹平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言蠲赀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大抵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四月初八日，李自成发现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已经造成不利影响，下令停止，被押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战败西撤为止。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赋税的记载。某些文献由于文字含混给人以大顺政权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赋税的印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难发现所“征”得的银、粮一般都是整数，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亩计征的赋税不可能是整数，只有追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征发制造军需物品的翎毛(制箭用)、钢铁等，也不能说是正规的赋税制度。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