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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就是整整一年零四个月，待到1938年他回到中枢，重新出掌政务处长，依然我行我素。包括老好人翁文灏在内，经常会遭到蒋廷黻的责难。朋友们只能连连摇头：“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然而等待蒋廷黻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蒋廷黻发现一般人普遍抱怨征兵。经过调查，蒋认为现行的征兵制度存在极大的弊端，虽然乡村损失了100名生产者，但是平均能到前线的士兵最多只有25名，大部分人都利用机会从营房或行军途中逃亡。然而当蒋廷黻去询问负责兵役的主管时，得到的解释却是另一番粉饰太平的说法。于是回到重庆后，蒋主张把征兵的数目减少一半，将薪饷增加一倍，以加强军队战斗力。然而他的一片苦心从军政部长何应钦那里换来的答复却是：“蒋廷黻神经不正常!”
薛岳在湖南任省主席的时候，时常怂恿部下在省内大肆搜刮，挪用公款。蒋廷黻在湖南省考察报告中，曾指出省府用于公共卫生方面的钱还不到预算的百分之一。薛岳立即拍电报予以还击，谴责蒋廷黻歪曲事实。声言自己已在七月份增加了25万元的公共卫生经费，证明自己对人民福利的重视。蒋廷黻向蒋介石说明实情：自己提交的报告是根据五月份的情况编拟的，即使薛岳增拨款项，其数目对于湖南百姓的保健而言，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蒋介石却出于息事宁人的打算，笑着对蒋廷黻说：“你该知道，你们的报告正在发生效果中。”
珍珠港事件后，翁文灏请求特别拨款7000万元在重庆建设一座新炼钢厂，蒋廷黻表示赞成。为了确定计划的可行性，蒋廷黻特意拜访俞大维将军，经过俞的解释，才明白由于工人和燃料所限，实无再开设新厂的必要。于是在行政院辩论此提案时，蒋廷黻主张放弃该计划。然而，财政部长孔祥熙却要充当和事佬，采用中国传统社会里那套惯用手法，先对翁文灏的忠于职守大加赞赏，接着又说明财政部的困难。然后，转过来又夸了蒋廷黻几句，如同拉架劝和一般。最后孔做出一个几乎令蒋廷黻气炸肺的决定：“因为你们一方要拨七千万，另一方认为一分钱都不能拨，我不偏袒你们任何一方。我决定拨四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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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对此决定，蒋廷黻于后来的《回忆录》中发出了这样的慨叹：
对大多数类似的事，孔先生的决定是聪明的。但对我说，我却希望他：要干就拨给翁七千万，要不干就采纳我的意见一文不拨。因为七千万还可以生产一些钢材，四千万就等于白白浪费。抗战时期中国的妥协精神往往就导致上述的结果。实际上，这都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在一个时期内集中力量从事一件事的习性所造成的结果。虽然人们口头上叫“军事第一”，但他们心里却想从事许多与战争毫无关系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