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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三个月内,宋形同被软禁在其重庆的住所里,不被允许参加官方活动,也不被允许回到华府,而且没有随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尽管正是因为他在华府的努力,才使蒋得以参加此一峰会。1943年12月23日,宋以一种谦逊、克制和巧妙的方式写信给蒋:“两月以来,(文)独居深念,咎戾诚多,痛悔何及……今文以待罪之身,诚不敢妄有任何渎情,一切进退行藏,均唯钧命是听。伏乞俯鉴愚诚,赐以明示,俾能择善自处,稍解钧座烦扰,则文此身,虽蒙严谴,尤必与青天白日,同其贞恒,惶悚上陈,伏祈垂察,敬叩钧安。”这封信有没有寄给蒋,吾人不得而知,但是宋于1944年春天起,恢复出席官方的活动。
蒋拒绝撤换史迪威并没有改善中美关系,他的犹豫极有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了。1944年6月,蒋最后一次要求罗斯福召回史迪威。许多历史学家长期以来认为蒋史之间的交恶,在1943年以后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对蒋的恶感,在国民党撤到台湾、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一直没有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