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地方。尤其当西伯利亚有些地区的党委会也接受了中国人的这些做法时,我们更感到有这么做的必要。我们决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稳定我们七年计划的基础。在向大会作的主要报告中,我努力想加强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们受到盲目模仿中国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诱惑。”
在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决心向赫鲁晓夫公开宣战,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不仅批判了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异议的彭德怀等人,而且把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等材料印发与会代表,准备组织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