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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依旧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准他的军队和人民抗战，反而加紧“剿共”。
为了能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蒋介石急于向日本侵略者妥协。他一面下达“侈谈抗日者杀勿赦”的反动命令，破坏长城抗战;一面派亲日派头目黄郛北上与日军谈判，再次妥协投降。
5月31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国民党政府承认中国永远不能收复东北失地，而且又把绥东、察北、冀东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而中国不能驻军的地区，使华北门户洞开，为后来华北事变的发生种下了恶果。这一协定丧权辱国的程度，可以说不亚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
面对日军大举入侵，蒋介石倒行逆施，执行卖国不抵抗政策，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了日本侵略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于1933年1月11日发表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抗日的三条件下，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共同对日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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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6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布《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反对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塘沽协定》，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对人民竭力进攻，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卖国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团结起来，为收复失地、保卫中国、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大力支援红军和一切抗日爱国力量的抗日反蒋行动。形势的发展对中国革命是十分有利的。
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人民群众，纷纷集会，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对日宣战和准许组织抗日团体。许多地区的工人节衣缩食，捐款购买飞机，支援抗日。海外侨胞也通电呼吁出兵抗日。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一部分官兵也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长城各口的中国守军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推动下，与长城内外民众义勇军相配合，自动奋起抗击日寇。
宋哲元率领第29军在长城喜峰口英勇抗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大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
蒋光鼐、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全军北上抗日的要求，并组织了“援热先遣队”，从漳州等地出发，取道粤汉路入湘，准备北上抗日。蒋介石拒绝十九路军的正当要求，并严令“援热先遣队”火速回闽，继续“剿共”。十九路军广大官兵极为愤慨，为日后发动“福建事变”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