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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溥仪首先叫佟阔泉和徐思允两人一起商量诊脉开药方，然后，经过溥仪亲自在药方子上修改、增减，再派人去抓药给谭玉龄煎服。
确切地说，溥仪只是粗通中医知识。在此之前，溥仪就曾亲口对我说过：
“佟阔泉是北方人，开的药方剂量大，徐思允是南方人，为人谨慎，开的药方剂量特别小。所以嘛，我就得亲自动手给予中和中和……”
我对药理一点儿也不懂，不知道溥仪的这种“中和”方法对治疗谭玉龄的病症，究竟利弊效果如何。只是，谭玉龄的病总是始终未见一点儿好转。
后来，溥仪又找来了一名西医大夫黄子正。他原是长春市内一家私人小医院的主治大夫，因为当时西医在伪满不太受欢迎，所以收入也比较少，他原本打算回台湾原籍去，可巧前几年溥仪的大腿内侧起了一条红线，让黄子正大夫给治好了，于是，溥仪赏赐了他五千元，叫他继续开那家小医院，实际上他也就从此成为了溥仪的“御用”西医大夫。
每天晚上，不管溥仪是否有病，他都得照例到伪满宫内廷来为溥仪诊治一下。
因为谭玉龄的病仍不见好，溥仪便又找来了黄子正大夫进一步确诊。过了一些日子，溥仪见谭玉龄的病还是没有一点儿起色，就有些慌了手脚，又叫来了一个针灸大夫林永泉给谭玉龄作针灸治疗。也不管有无效果，简直成了胡找庙门乱“烧香”。
结果适得其反，“谭贵人”的病不但没治好，反而越治越重。
后来，溥仪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好通过黄子正又找来了伪满新京市医院的一位日本西医给她治疗。
当时，我们几个学生按照溥仪的“旨意”，参加了在谭玉龄居住的寝室外屋的轮流值班。
也就是说，谭玉龄从病重期间一直到去世为止，我都参加了在她旁边的守候，所以，对整个诊治过程我都可以说非常清楚。
在她逝世的前几天里，我和几个学生终日轮流在外屋为谭玉龄准备熬中药或炖人参汤，并随时听从溥仪的差遣。对于谭玉龄那几天的病情发展，我也知道得非常详细。
对于谭玉龄的逝世，历来众说不一，但绝大多数是主观猜测或以讹传讹。甚至在她是否被“害”的问题上，始终纷争不已。这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我觉得作为她逝世当天始终守候在她身旁的当事人，我责无旁贷将那时的情形公之于众。
帮着打下手或煎药。出于对谭玉龄的关心，那时，我对屋内的任何一点动静都格外留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