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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听说委员长喜欢那些唯唯诺诺的人。我知道：委员长左右的人，的确有些本身根本就没有定见，有些即使有，又深恐委员长对某事事先已经有了腹案，一旦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不合于委员长的腹案，岂不尴尬?因此干脆就不发表意见。
这些官僚们都是在官场这个“江湖”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手，而对蒋廷黻这头嫩犊子，当面打着“太极拳”，背后便露出“黑砂掌”，极力挤对他。而生性天真耿直的蒋还抱着公事公办、无愧于心的信念横冲直撞。殊不知，他所面对的官僚集团，是十个、一百个甚至一千个蒋廷黻们也无法扳倒的!
当然，蒋廷黻也有偶露峥嵘的时候。1942年的一天，政府高层在蒋介石府邸共同讨论印度问题。当时的观点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谴责英国帝国主义，声援印度，而另一派认为帮助印度的做法代价太大，得不偿失，双方互不相让，一时间搞得房间内的气氛异常紧张。蒋廷黻此时要求发言，得到蒋介石允许后，他说：“首先我请全体出席人注意一个事实：尽管大家说了很多，但没有一个人提出可行的办法。我认为我们实际能够做到的，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印度的。我们仅仅能充当一个中间人。要充当中间人，中国就不能得罪英印任何一方。任何谴责都或多或少的对于居间调停有损害。我建议宣传部应该让报界自由讨论，但要请他们注意：尽量避免趋于极端。”听过蒋的此番主张，有些人认为蒋廷黻是重庆政界最大的傻瓜。最后蒋介石综合各方议论，说：“我们照廷黻的意见做。”事后证明，国际反响尚可。不过，在更多的时候，蒋的主张往往不管对错，都成为众矢之的，遭受到众人围攻，每每胎死腹中。
十余年京官生涯，蒋廷黻究竟开罪了多少官僚政客?没有人能够知晓，因为实在是多得数不过来。1946年10月，蒋廷黻被迫辞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职务的原因即在此。应行政当局之要求，蒋提出辞呈，并于10月5日偕同新署长举行交替仪式。蒋廷黻曾致简短之别辞：
今日举行仪式之主要目的，乃在使各位有机会与新署长见面，而在新署长未致词之前，本人愿略致数言，藉表寸心。年来总署及各分署同仁均曾为行总工作之推行而尽最大之努力，并有不少牺牲，余谨此致谢。行总乃一规模宏大之服务机构，故参加行总工作者必以服务精神为本旨，深盼各位去除党派政见之偏见，而继续为人类服务，若新署长欢迎各位继续参加行总工作，则余深盼各位仍本服务精神，安心工作。李副署长曾与余共同计划行总之工作，今渠既受政府任命，自应继续行总之工作。以余个人而言，政府曾赐予以一为人类服务之机会，今日各位既有为人类服务之机，自应不断努力，新署长工作经验较余为多，对行总工作自可胜任，而其成绩定较余为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