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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只归罪于翁同龢一人,与只归罪于李鸿章一人一样,都是过度之责。但是,翁同龢这类将自己的“名声”、“羽毛”看得重于国家利益的“清流”,的确对李鸿章之类“干活的人”造成了巨大的掣肘。李鸿章曾经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甲午战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湾,李鸿章就向中央发出了警报,应将日本作为中国国防的主要假想敌。但翁同龢为了政争的需要,死死捂着钱袋子,导致北洋海军多年未进行军备更新,却又逼着李鸿章与日本决战。甲午战败后,日本方面指定只和李鸿章进行和谈,中央在商议时,翁同龢明知不割地不可,但为了爱惜自己的名声,坚决要求绝不可割地,实际上是想洗清自己。李鸿章也急了,干脆表示自己没这本事,还是请翁师傅亲自去趟日本,这才令翁同龠禾改口。从个人政治品格上来说,李鸿章远比翁同龢要坦荡磊落许多,更有担待、更有责任感、更勇于任事。
恭亲王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刚刚成为事实上的“总理”、并启动了戊戌变法的翁同龢,就被突然“双开”,送回了常熟老家。这是戊戌年众多扑朔迷离的怪事之一。一直以来史家对此的解释,都是归因于慈禧为首的“后党”与光绪为首的“帝党”进行权力斗争,慈禧将翁同龢清除出中央,以削弱光绪的力量。这种已被广泛接受的论点,近年却发现是天方夜谭,更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光绪皇帝本人不满于这位 “居心叵测,并及怙权”的老师,而亲自下旨令老师下岗的。在恭亲王临终发出了对康有为和翁同龢的警告后,光绪皇帝还曾亲自测试了翁老师对康有为人品的评价,却发现翁老师前后不一,十分可疑。这在翁同龢自己的日记中,也有闪烁其词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