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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社会变成“大兵营”的做法完全违背常理,遭到了各式各样的抵抗。生产受到破坏,物质极度匮乏,粮荒日益严重。为保证这些政策的贯彻实行,统治者只能用重典、施严刑,把苛刑重罚作为治国基本手段。结果是滥施刑罚,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太平天国的理想是“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要实现这种理想,只能承认要有一个至高无上、公正无私、洞察一切的“上主”来“分配”,这种公正、平等,实际却是更不公正更不平等,因为“主权者”不受任何监督制约,有权任意运用“圣库”内的公共财产,这必然要走向腐败。
在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之后的 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并被洪秀全封为干王,总理朝政。他上任不久,便颁布了《资政新篇》。根据“因时制宜,审时度势”的原则,他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然而,这个在当时代表了新的政治观点具有十分鲜明进步意义的纲领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付诸实施。在整个太平天国史中都没有看到什么治国良方,这也难怪最终灭亡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