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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蒙古人对自己的兽行又做何感想呢?也许大元太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一番话最具代表性:“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著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原来如此,杀戮、抢夺、奸淫是他们最大的乐趣,世界上所有抵抗他们侵略的,干涉他们行乐的,都是拒绝统一,拒绝融合的历史罪人,理应被灭,世界上所有不愿意被他们屠杀、不愿意被他们掠夺、不愿意被他们奴役的人民也都是他们的敌人,活该被杀,这就是强盗的逻辑!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蒙古当权者的处事方式发生转变。其中最明显的当属元世祖忽必烈,由于他长期经营汉地,受汉文明影响较深,曾先后招揽了赵璧、僧子聪(即刘禀忠)、张文谦、元好问、窦默、姚枢、许衡等一大批贤人儒士,为其出谋划策。在争夺汗位以及建元称帝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忽必烈虽然不会汉语,也不识汉字,但多年与汉族士人接触,耳濡目染,使他对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充满敬畏。他深知文质彬彬的汉文明中蕴藏着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血性;外表温文尔雅的汉人骨子里却透着不甘屈服、不甘压迫,宁为玉碎不做瓦全的刚毅。单凭武力很难征服偌大的中国,更不可能摧折汉人的意志,只有推行儒家思想,在文化层面与汉人取得一致,才可能达到统治汉人的目的。于是他开始大量任用汉官汉将、修建孔庙、兴学办校、减轻赋税,推行了很多休养生息的善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改善了诸色人等的生存境遇。公元1274年6月,忽必烈认为时机已然成熟,以贾似道扣留元使为借口,大举伐宋。誓师之际,忽必烈宣布“将士勿得妄加杀掠。”7月,伯颜等陛辞,忽必烈对他说:“曹彬不嗜杀人,一举而定江南。你要体会朕意,效法曹彬。”他要充分利用儒家大旗,以仁者之师、吊民伐罪的姿态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