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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地质结构我很清楚。”葛红林分析说，成都平原沉淀着厚厚的一层鹅卵石和沙土，从材料科学角度讲，这种双相材料具有优良的吸能和阻尼性能。他综合当天媒体报道和自身体验，判断这次地震是两大板块间剪切造成的，使得平行断裂带的长轴方向影响很大，而成都城区受到的影响较小
为了使自己的分析更具权威性，葛红林曾找到成都市地震局的专家征询意见，但依然没有人敢于明确表态。葛红林最终自行拍板决定，劝告市民当晚即可放心回家。“这是一次承担了风险的艰难抉择。”葛红林向新华网记者回忆说，在当晚电视讲话后不久举行的成都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上，他首次袒露心迹说，“真要出了事，我是准备掉脑袋的。”
市长之道：对上不依附，对下不团伙
“城市CEO”是葛红林亲自定的题。目前，已经成稿近30个系列，既有关于当市长的“理念与方法”，也有涉及成都近年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施政内容的详细思考和记录。
他在市长任上经历的两次大地震，分别亲自执笔写成《512地震一周记》、《420地震一日记》。新华网记者翻阅发现，其中详细记录了葛红林从地震发生以后，作为市长的他如何启动市政府应急体系的全部过程。在看到常不为人知的权力系统运营轨迹之外，更多的是葛红林在记叙过程中的总结和反思。
“内容是我自己的语言。”葛红林向新华网记者介绍，担任市长十年中他一直有随手记录工作日志和进行资料整理的习惯。他从市长办公室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里面详细记录着某一年他作出的全部批示索引，葛红林简单地数了下有4311条。
“这十年我的每一条批示都可以轻松地查到。”葛红林介绍，每作出一个批示他就交代工作人员全部复印，然后扔到一个专门的档案盒里，月底的时候装订成册，年底的时候再编成索引，一年一册。市民写给市长的信、市长热线每天整理出的电话记录、信访局报告的信访线索等等，这十年来葛红林的每一件回复、批示、督办过的事项也同样依照类似办法一一整理。
这仅是资料整理最低档的工作。葛红林介绍，接下来他需要做的是确定编排框架，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分类搜集对应文件的同时，他会亲自拟定提纲，将政策、决策出台前后过程，以及他作为市长的思考一一记录下来。
葛红林也从这十多年记录中寻找很多“官场”的规律。比如，关于他的各种新闻报道也被一一整理出来，刚到成都挂职时，葛红林作为副书记的一年半内报道很少，成册极薄，当选市长后翻倍增加。“这说明我们的新闻报道仍是与官位息息相关的。”葛红林说。
对城市管理的全过程进行认真记录和思考之后，葛红林发现“人因问题”始终是施政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比如决策失误，以及领导干部只知唯上不为实。葛红林说他不反对官员努力“往上爬”，关键是出发点和方法论都应该坚持“纯洁”二字：用老百姓拥护的政绩作为升职的资本，而不是把全部心思都用来“走关系”。
